继往开来，我国现行宪法要始终紧随时代脉搏发展变化，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夯实制度根基。

(三)司法救济：将风险作为一种可补偿的损害 从广义上看，诉讼和行政规制均属于规制体系的组成部分，前者主要由私人民事诉讼在事后触发，由法院主导整个过程。(14)《民法典》第111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并在人格权编第六章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第1034—1039条系统规定了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体系，包括知情同意权、查阅与复制权、异议和更正权、删除权等。

然而，书本上的法律并不总是能够成为或者类似于行动中的法律。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风险评估已经从传统的隐私影响评估发展成为数据保护影响评估或者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并且被视为是基于风险的方法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集中体现。受《民法典》的影响，《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条立法目的表述为为了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不过在第四章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中却通过个人有权……的表达方式赋予了信息主体知情权、决定权、查阅权、复制权、更正权、删除权等权利，其中，告知—同意是个人信息权利得以实现的首要机制。(51)See Daniel J.Solove,Danielle Keats Citron,Risk and Anxiety:A Theory of Data-Breach Harms,Texas Law Review,Vol.96,No.4,2018,p.774-775. (52)See Paul Bernal,Internet Privacy Rights:Rights to Protect Autonom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p.12. (53)参见张守文：《经济法责任理论之拓补》，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4期，第15页。(24)参见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第2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3页。

第二，在模式上，基于风险的方法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和监管机构承担更为重要的风险管理义务，而不是将风险转移给个人信息主体。在比较法中，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在鉴于条款(Recital)第75条将对自然人权利和自由带来的风险类型化为客观的、物质的或者非物质的损害，具体表现为：个人数据处理可能导致歧视、身份盗窃或欺诈、财产损失、名誉损害、个人数据丧失专业保密性、匿名数据未经授权的去匿名化，及其他显著的经济或者社会危害例如： 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

至于以色列，又有所不同，甚至更有趣，他们的相关法律至今没有采用Constitution这个称谓。目前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就是在这个框架之内建立并运行的。独立建国以来，因为各种原因，以色列的根本制度的主要方面是以一系列基本法为载体被规定下来的。尤其重要的是，立宪主义学说以二战之后在全球变得普遍化的违宪审查制度为核心要素，因此特别有利于巩固宪法是最高法这个实定法命题。

英国宪法常常被拿来举例，因为其整个法律体系中，不止是没有一部被认为是最高法的U. K. Constitution，甚至其议会也没有试图用constitution这个词为某一部法律命名，自然就不存在宪法概念被单一法律文件垄断的情形。1982年修宪以来，《宪法》的纲领性渐弱、法律性渐强，进一步抬升了单一宪法文本的特殊性，并结合立宪主义学说的本土化，在我国更加排斥实质宪法的概念。

如果说理想的成文宪法应该是一部完备的法律，那么五四宪法的颁布至少是朝着这个理想标准接近了不少。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根据1950年代的意识形态，宪法一定要与特定的阶级属性相匹配，是唯物史观所预定的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这部法律的实施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产生、大会会议的召开、以至于最后《宪法》的通过，奠定了法律基础、也可以说是宪制基础。

不论如何，附着于八二宪法的形式主义宪法观已成型，其基本教义可概括为： 第一，《宪法》拥有最高位阶，不仅宪法普遍原理要求如此，现行《宪法》序言与正文第五条也有明确宣示。其突出表现就是，宪法之最高位阶的实质理由根本法被理解为不止是根本、更是全面，从而催生出部门法作为宪法实施法等夸大现行《宪法》之规范完备性的主张。但加强法制建设的决心选取了最具象征意义的《宪法》进行了最高地位的自我宣告，但如此一来，宪法概念也进一步地被标志化了。弱纲领性也反映在八二修宪的权宜性之中。

从强法律性的视角，对此如何看待？如果1982年《宪法》序言最后一段、连同正文第5条第2款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的含义是，《宪法》一概不承认与之冲突的人大立法的效力，并且所有人都负有维护《宪法》、也就是不实施违宪之法律的职责，那么八二宪法的宗旨改革会被严重阻滞，除非宪法修改、宪法解释等宪法变动机制能够实现高度常态化的运行。此外，慎重选择制定宪法的时间点，也反映了对于完备宪法的期待。

所以，五四宪法初步建构的形式主义宪法观其实是以一种曲折、意外的方式被八二宪法时代继承了。宪法这个词汇固然带来了认知上的便利，但也有可能造成认知上的桎梏。

以法律的形式、是……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必须以宪法为……准则——这样的措辞、语句和定义所反映的宪法观之改变是十分明显的。1982年《宪法》的序言部分特别写入了一段过去没有的文字： 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民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总路线只能有一条，不可能在别处寻得总路线。‘八二宪法起草者根本无法预知这种改革进程，更不要说整个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进行的广泛且深刻的变革。在本文中，笔者将采用的方式是一种聚焦于观念变迁的历史考察与反思，换句话说，要追问形式主义宪法观的生成过程。第三，《宪法》以外不可能有宪法——可以有组织法、授权/自治法、领土/国界法、选举法、权利/权法、国家标志法……不论如何命名，总之不能是宪法。

新宪法也反映了一种新的纲领，就是彭真同志所说的确立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正确纲领。1949-1954这一段宪法试练期提供了一种本土的、新民主主义背景下的宝贵经验：第一条经验是，宪法——或习惯称呼的根本法律——的分散形态在技术层面是可行的，并且实际运行情况得到好评。

当各方面并不拘泥于《宪法》上的若干条文时，改革开放的法制保障——尤其是积极的法制供给——毋宁来自于那些新制定的法律以及数量更多的其他规范性文件。（2）与此关联的是，上列法律在其规范完备性上差异巨大，当然，美国《宪法》和英国《2005宪法改革法》可谓分处于规范完备性光谱之两极，应该是没有异议的，所以，上表对于完备性的评级需要以这条光谱中的相对位置来予以把握。

因此，在党中央决意开启社会主义改造之前，是不希望因为制宪话题而扰动国内尚好的政治局面的。形式宪法自身的内部不一致性决定了《宪法》与其他人大立法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不宜笼而统之地概括，而需要具体规范具体分析。

但逻辑的转变不会那么轻易。英国的情况或许已无需多说。同为宪法性文件或根本法，《共同纲领》指示了国家在未来的努力方向，《组织法》则规定了国家在当下的存在形态。序言第二段直白明了地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

八二修宪的一个最重要背景和推力，就是对文革的否定、以及为避免重蹈此类内乱而进行秩序重建的渴望，有鉴于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共识是，必须加强民主和法制。第二，如同任何一部形式宪法，新《宪法》实际无法穷尽一切宪法规范，但对比《共同纲领》时代，这部《宪法》确实内容更全面，不止是对于先前处于分散形态的宪法性文件的汇编、集合，而是根据特定的意识形态原理予以重新整合与创造。

当斯大林建议中国应当尽快制定宪法，哪怕并非社会主义性质、而只是现阶段的宪法时，刘少奇当即表达了为难与谨慎的态度，显示出将宪法与中国下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相对应的认识，简单来讲就是，《共同纲领》对应了新民主主义阶段，而《宪法》势必对应社会主义阶段。这个信念好似一种果实，我们欣然接受了这个果实，却略去了长出果实的条件或过程。

二、方法或背景：比较宪法视域下的名与实 放眼世界，宪法的概念、词汇及其制定法载体之间的组合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正确的制度与政策来自实践中的尝试、检验，然后再决定是否将其固定为法律、乃至纳入《宪法》。

政治制度是宪法的必备内容之一，在与其他法律部门相对照的意义上，也是最为硬核的特征之一。然而，归根结底，只有存在对立法的合宪性审查，宪法才会真正成为立法的依据并因此成为真正的根本法，但八二宪法基本排除了这种审查关系，并确认了宪法+法律的双优先地位，即各自都拥有优越于行政立法、地方立法的地位，并且有撤销权作为保证。笔者认为，宪法作为关于政府架构等独特事项（subject-matter）的一类法规范（law），在采取成文法/制定法的表现形式之后，既近乎普遍性地在世界各国取得了最高法（supreme law）的地位，同时也形成了宪法概念的名实混同现象，即，承载实质宪法的制定法（legislation）亦名为宪法（constitution）。这部法律的影响力定义了constitution这个词汇在今天的主流含义，而这部形式上的宪法就是美国（联邦）全部宪法之所在。

但从清末立宪改革起算，中国宪法史上这种情形也不罕见。概括来讲，在《共同纲领》时代，根本法被用来在复数的意义上指代三份重要文件，根本一词不必等于数量上的唯一，也就无所谓任何单一文件的规范完备性，因此，所谓根本法就是极为重要、极为基础的法。

举例来说，改革开放首先涉及到所有制、劳动与雇佣、分配制度等经济制度方面的突破，对此，固定于1982年的宪法条文是否能够提供足够的、明确的规范指引，是大可疑问的。（2）最高的法律效力，普通法律的内容必须符合于宪法，若与之抵触则没有法律效力。

因为并不强求对现代化建设蓝图作出一次性的完整规划，所以宪法修改的未完成工程就是被容许的。叶剑英在当年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1980年）就讲明，经过修改的宪法，应当反映并且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的改革和完善。